欧元20年：变与不变

　　今年是欧元诞生20年。第一个10年，欧元赶上了世界经济上行周期，除了在出生后摔了个跟头，汇率破发之外，后来一直顺风顺水。第二个10年，金融危机连着欧债危机接踵而至，世界经济经历了自1930年大衰退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欧元在市场的挤压下，也一度面临解体的可能。欧元的这20年可谓经历了冰与火的考验。

　　纵观这20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成长中的欧元，一个既变又不变的欧元区治理。

　　欧元的设计本身就是矛盾的统一。欧元奇特的双支柱战略是德国的稳定文化与法国的增长诉求相结合的产物，《稳定与增长公约》由此诞生。而有意思的是，最早违背《稳定与增长公约》的首先是德国，其次是法国。大国没做好榜样，这为后来的欧债危机埋下了伏笔。欧债危机过程中，欧洲人修改了惩罚规则，对于违反过度赤字程序者，从讨论是否要惩罚改为自动惩罚，除非讨论集体决定不同意惩罚。但同样有意思的是，在新规则下，法国又一次面临被惩罚的风险，后来是西班牙、葡萄牙。欧洲人最后用创新性的方式，再次“成功地”避免了对这些国家进行惩罚。这就是欧元区治理的变与不变。

　　统一的货币政策+分散的财政政策，这是欧元区治理结构在制度设计上的跛脚。这一跛脚的制度设计，被成员国钻空子利用欧元的信誉超发债务，导致债务危机爆发。欧债危机爆发后，欧盟实施紧缩政策，束缚了欧元区各国财政政策的手脚，财政工具无法使用。与此同时，欧元区各国的货币工具则因早已被上缴欧洲央行而无计可施，这大大压缩了欧洲国家走出危机的政策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无所作为。欧央行通过改革和创新，突破不能购买主权债务的限制，从二级市场购买大量资产，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与此同时，虽然欧盟成员国不能实施财政刺激，但欧盟委员会出台“容克投资计划”，虽然规模有限，但试图从欧盟层面上通过市场杠杆操作，为经济复苏打气“输血”。对于成员国各自为政的财政政策乱局，欧盟委员会通过“欧洲学期”这一制度创新，加强了对成员国预算的监督，从源头上控制成员国财政政策的“任性”。这也算是对未能实施统一财政政策的困局的“缓兵之计”。

　　甚至欧央行的稳定基因在过去20年也经历了变与不变的洗礼。欧洲央行秉承德国央行的稳定文化，以保持价格稳定为己任，以反通胀为目标。但在涉及到欧元自身存亡的时刻，稳定文化就被突破，变成了广义上的稳定文化。在欧元旦夕存亡的关键时刻，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2012年夏季振臂一呼，发誓将采取任何措施保卫欧元。市场投机灰飞烟灭，欧债危机自此出现了根本性转折。德拉吉的誓言，承担了实际上的最后贷款人作用，在制度突破的同时，又维护了欧央行的稳定基因。

　　当然，欧元区也有难以改变的刚性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南北的结构性失衡，南欧国家的经常项目赤字和以德国与荷兰为代表的欧元区北部国家经常项目的巨额盈余。南部国家认为北部国家因货币统一，增强了竞争力，占了便宜，理应加大支出，刺激经济。而北部国家则敦促南部国家只有加大结构改革的力度，才能根本扭转竞争力下滑的趋势。南部没钱，希望北部花钱来带动他们的增长，北部虽然有钱，但要让“GoDutch”（平摊费用）改变节俭的习惯，也非易事。这一刚性中期内仍会持续。

　　20年来，不变的还有欧元稳居世界第二大货币地位，无论是外汇储备，还是外汇交易量以及国际贷款和国际债务，欧元均排在美元之后，位居第二位，并把日元等远远甩在身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支付货币中，欧元离美元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众所周知，欧元的诞生，本身就是历史性的机遇。1989年4月，时任欧委会主席的法国人德洛尔提交关于建设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报告，提出统一大市场需要统一货币这一论断。机遇在于，半年后，德国统一的窗口期打开。而法国之所以同意支持德国统一，条件在于德国同意放弃马克，支持欧洲的货币统一。这为欧元的诞生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历史机遇创造了欧元，决定了欧元的诞生不仅仅是经济决策的结果，更是政治决策下的货币。正如欧洲领导人所言，欧元是一条“不归路”，不可逆转。欧元也是欧洲一体化最成功的标志，承载如此之重，提醒世人牢记。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