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面对疫情影响 积极促进行业恢复性增长

　　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导致了全球经济的衰退，严重程度高于全球经济危机，所有国家都在面临越来越大的经济损失。作为全球供应链的中心，中国从开始推进复工复产以来，多次提及“保持产业链稳定”“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稳定国际市场份额”。近日，期货日报记者围绕疫情带来了哪些影响、行业暴露出哪些问题、如何思考行业发展、面对困局谋升级等话题，对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现代经济管理研究院院长、中物联大宗商品流通分会行业专家王永龙进行了专访。

　　[1]重点关注行业下游资金链难题

　　谈及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各行业影响的严重性和全面性，王永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疫情的影响实际上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演化机制，当前我们的关注点要放到行业下游及其相关的资金链难题上。”

　　王永龙所称的演化机制，是他把大宗商品行业按照全产业链思维解构为上游、中游和下游三个领域，这里的上游主要指原材料领域，中游主要指生产领域，下游主要指商贸、交易等流通领域。可以把疫情对行业的影响或冲击效应解析为“一工三链”机制，这里的“工”主要指用工及相应的复工复产，“链”主要指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王永龙认为，以2月1日、3月15日为两个时点，可将我国疫情周期划分为两个阶段：2月1日―3月15日为疫情重期，3月15日以后为疫情缓和期。

　　从疫情重期分析，王永龙告诉记者，首先，用工是贯穿并影响全行业的首要难题，这主要源于国家防疫的强制性规定。其次，疫情对上游行业的影响主要发生在产业链，对中游行业的影响主要发生在供应链，对下游行业的影响主要发生在资金链。疫情在部分意义上造成了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的“断链”或“链脆弱性”。最后，从产生冲击效应的程度分析，疫情影响的次序是：全行业用工困难→上游产业链→中游供应链→下游资金链。他认为由此可以很清楚地判断：在疫情重期，其影响实际上主要发生在上中游行业，对下游的影响虽客观存在但并非全行业的重影响区。

　　从疫情缓和期分析，王永龙表示，疫情对全行业的影响或冲击效应虽整体上已有所减弱，但仍然存在。影响全行业的用工难题已经大部分或较大部分得到解决，上游和中游行业首先实现了大面积或较大面积复工复产，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又从根本上纾解了上游产业链和中游供应链的难题，并在较大意义上实现了对断链部分的补足或重构。上、中游产业链、供应链被激活，下游资金链的难题变得更加紧迫，并正在成为疫情的重影响区。

　　基于以上分析，王永龙对记者强调：“关注并解决下游行业及其相关的资金链难题，应成为当前应对疫情对全行业影响的重中之重。”

　　[2]深刻认识累积效应间的关联性

　　同样是基于疫情演化机制的分析，王永龙认为行业受当前疫情的影响已形成了三个后向累积效应，对此必须有深刻和清醒的认识，应对重心也须积极调整。

　　王永龙表示，第一个累积是从上、中游行业不断向下游行业累积，也就是从原材料、生产性领域不断向流通领域的累积，形成下游行业越来越大的资金流、现金流、收入流和市场非出清压力；第二个累积是从行业大规模主体不断向中小微主体累积，形成中小微主体越来越严重的全面经营困境。大宗商品行业的上、中游大规模主体分布相对集中，包括大企业、大平台、大项目等，它们的集体抗疫能力相对较强，而下游则是中小微企业、中小微平台相对集中分布，它们的集体抗疫能力相对较弱；第三个累积是从实体经济领域不断向资本市场、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累积。近期国内外两大市场所展现出来的低迷的行情走势，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是对疫情效应的一种消极传导。

　　“对于上述三个累积效应必须明确认识。”王永龙对期货日报记者表示，如果前两个累积效应进一步加深，则第三个累积效应会相应趋于增强。值得注意的是，当进入“后疫情时期”，第三个累积效应很有可能形成反向传导，而这对于疫情后全行业恢复性增长很可能是更加困难的一种格局。

　　为削弱累积效应给行业带来的不良影响，王永龙建议，第一，继续做好上游产业链、中游供应链的纾解以及对部分断链的补足和重构；第二，聚焦行业下游，通过积极合理的制度与政策安排，解决资金链难题，缓解资金流、现金流、收入流不足及市场非出清压力，激活线上、线下经济互动；第三，重点关注行业中小微主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政府调节作用，积极引导和促进中小微主体的进一步突围和复苏；第四，聚焦“后疫情时期”行业的恢复性增长，夯实增长基础，，激发新动能，培育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增强全行业应对市场变化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3]把握机制调节所带来的发展机遇

　　“应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政府和行业为应对疫情影响均积极行动且有所谋。”王永龙表示，只有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双重调节把控机制，大宗商品行业才有望在“后疫情时期”迎来一个更为全面的恢复性增长。

　　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互动作用，一般意义上是说在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王永龙认为，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特殊时期，充分发挥两个机制的互动作用显得更加重要。首先是疫情的严重性，这已经被事实证明，有目共睹；其次是由于疫情的冲击，在实际中造成了部分意义上的市场失灵；最后是由于疫情在部分或在相当广泛意义上，实际形成了对行业微观经济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内生增长机制的某种破坏性。

　　王永龙表示，上述三个方面目前在大宗商品行业是客观事实而且表现得相对突出。因此，政府应在针对行业关键性产业链或关键性供应链的补链之策、针对中小微主体的一揽子复苏之策，以及针对行业弱质领域的进一步深化供给侧改革之策等方面积极有所谋、有所动。

　　基于疫情对我国整个经济的影响，为确保并积极促进全面的经济复苏，政府目前已建立一系列的对冲机制，同时在制度和政策层面作出了一系列的重大调整和安排。譬如在中央政府层面，包括央行、商务部、工信部、国家发改委以及各大商业银行等均已在疫情期间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财政、金融和税收方面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涉及产业链、供应链、流通领域和中小微企业融资等多方面。地方政府层面，包括浙江、江苏、上海、广东、北京、山东、四川等也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维持经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对冲机制、政策调整和新的政策安排，一方面释放制度激励，另一方面也释放出了相当规模的流动性，惠及各个领域。”王永龙表示，大宗商品行业因其基础性、多产业、多业态的优势而拥有更广泛的政策嵌入性，要积极寻求政策嵌入性培育新增长点。譬如在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石油、主要农产品以及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物流、投资、金融等领域，实际上都具有这样的嵌入性。

　　那么企业应如何正确找到这些嵌入点，从而积极融入并将其转换为促进全行业恢复性增长的内生动能呢？王永龙认为，从大趋势分析，注重行业应急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行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化融合、行业供应链协同创新、行业参与“一带一路”合作以及行业专业建设学科和人才培养等是重要嵌入点。具体地说，像应急供应链、应急物流、国家储备、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都必将成为新一轮发展的重点领域和新增长点。

　　[4]加强行业能力建设

　　“这次疫情对大宗商品行业带来的影响，考验其应急能力的同时又检验出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王永龙表示，必须要深入思考这些发展中的问题，着重在四个方面加强能力建设。

　　第一，加强行业应急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王永龙认为，大宗商品行业应急体系和应急能力是国家应急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次疫情期间，大宗商品行业表现出了应有的韧劲，经受住了应急考验，但仍有一些问题和不足需要进一步增强完善。比如在应急供应链、应急物流、应急响应、应急协同管理等多方面都有所体现。因此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内，行业需要在全面应急体系包括行业应急管理机制、重要物资储备应急、精准应急、应急供应链网络、应急人力资源等多个方面加强能力建设。

　　第二，加强行业数字化转型与融合能力建设。王永龙认为，大宗商品行业数字化融合目前已初见成效，但仍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行业对数字经济缺少长期实践检验和知识沉淀，在数字经济赋能后如何获取价值创造方面仍显不足；二是全行业对数字经济核心技术应用不足，存在偏好性与投机性，尤其在行业的产业链技术迭代和数字集约化方面效率不足；三是融合不充分，从全行业看，金融、投资领域的融合相对较深，而生产领域以及贸易、物流等领域的融合不足。另外，由于行业分割缺乏数据互通的有效性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数字经济融合效应。因此，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内，行业需要在产业互联网领域，包括数据互联互通共享、区块链、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5G生产场景应用等多方面加强能力建设。

　　第三，加强行业供应链协同创新能力建设。王永龙表示，大宗商品行业供应链体系的大部分仍处于传统格局，受限于传统经济思维、认知和知识而陷入一系列的所谓“协同阻滞”，包括合作、嵌入性、信任、流动性等多方面。实际上，由于这些“协同阻滞”的存在，行业供应链的协同效率尤其在协同稳定性与合作质量等方面一直难以充分提升，这也是大宗商品行业所谓“分割效应”形成的根源。大宗商品行业之所以陷入这些阻滞，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传统供应链的外源性供求驱动。如何破解这些阻滞，关键在于如何用数字经济赋能和引领供应链变革，促进行业供应链体系向内源性数字经济驱动转型。因此，行业需要在数字技术应用、数据开放共享、平台经济、协同创新网络构建、多层次供应链网络整合等多方面加强能力建设。

　　第四，加强行业核心竞争能力建设。王永龙认为，大宗商品行业在规范、治理、信用等方面仍存在隐忧。目前，实际中仍缺失关于行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性建构。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倾向于认为技术及其创新是行业竞争力的核心，因此基于技术创新引起的新业态、新模式成为关键性选择。实际上技术并不是唯一因素，人才、知识、思想、理论、文化、信用、道德、责任、愿景、价值观等也是其核心竞争力建构的重要因素，它们成为现代复杂性经济中大宗商品行业核心竞争力的强有力基础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