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撒钱了

　　“只有真正做到藏富于民，居民才敢放开消费，经济才能充满活力。”

　　南京3个亿、浙江10个亿……最近，多地宣布向居民发放各种形式的消费券，引发广泛关注，一些人直呼“政府撒钱了”。

　　这显然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办法。疫情之下，消费需求被抑制、被冻结，消费券，成为这些城市助力消费回补的大招。

　　发放消费券在国内外其实并不鲜见。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国内不少城市也曾通过发放消费券提振经济，其中杭州等均取得显著成效。

　　时隔11年后，这项刺激消费的政策工具，会有同样的效果吗？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从经验看，消费券确实有助于短期刺激消费，助力消费回补，值得尝试。

　　但也应清醒看到，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应用场景截然不同，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消费券对提振疫后消费能起多大作用，还有待观察。

　　学习“杭州经验”

　　目前，疫情防控成效显著，复工复产后，各地纷纷出台措施刺激消费。餐饮、旅游等行业有较强的消费弹性，是消费回补的重头戏。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说：“消费券并非是独创，而是相对成熟的做法，作为社会救济的工具，经验也非常成熟。”

　　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特殊时期，消费券成为当时促消费、保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杭州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从2009年1月份开始，杭州分两阶段、三批次发放了总额共计达到9.1亿元的消费券，在短期内大幅促进了旅游、商业等行业的消费增长，对杭州经济起到了很好的提振效果。

　　根据杭州市贸易局对杭州第一期消费券的跟踪统计，2041万元的消费券带动了4207万元的消费额，拉动扩大效应为2.06倍，在家电产品上更是高达5.4倍。

　　与旅游相关的数据也显示，截至2009年7月26日，杭州市旅游委员会共回收旅游消费券883607张，直接消费总金额4605万元。据抽样分析，平均每张10元的旅游消费券，可以拉动289.45元的旅游消费，拉动经济的“乘数效应”非常明显。

　　正是看好当年杭州经验，南京等地此次争相向杭州学习。

　　据“南京发布”消息，南京此次发放的消费券总额度3.18亿元，主要包括餐饮、体育、图书、乡村旅游、信息、困难群众、工会会员等7大类消费券。“通过政府引导与商家促销相结合，形成现实购买力，推动服务业全面复苏。”

　　记者注意到，对于南京发放消费券，当地市民普遍持欢迎态度，不少受访经济学家也给予了肯定。

　　李迅雷认为，发行消费券，可以带动生产增加，生产增加带动收入增加，收入增加又带动消费增加，重新形成消费回补的良性循环。

　　和11年前大不相同

　　不过，也有专家提醒，虽同是应对危机，但11年前的杭州经验，放在今天并不能直接照抄。

　　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韩和元认为，当下拿杭州的经验发消费券刺激消费，这种简单类比不一定合适。因为当前的情势，显然有异于当时。

　　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供给端表现为产能严重过剩，供过于求，而需求端则是居民消费意愿低迷。这种情况下，发放消费券确实能够迅速刺激消费意欲，以此来消化过剩产品，实现厂商和流通环节回笼资金，进而拉动经济增长。

　　但当下的疫情，面临的却是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疫情最直接的冲击在供给侧，主要的影响是供应链断链，尤其是国际供应链断链，在这种形势下，不是产品过剩，而是产品供给不足；

　　二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居民的消费意愿并没有走低，一旦疫情受控，这种限购行为也会随之解除，这种被压抑的需求大概率会报复性反弹。

　　“商店的架上没有货物，消费者又如何消费？”韩和元说。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教授接受采访时亦表示，“当时（2009年）的居民在没有消费券的时候，就没有旅游的想法，现在不同了，不是居民没有消费的想法，而是客观环境不允许你去旅游、聚会，只要疫情过去了，大家自然就会去旅游的。”

　　一些已经显露的迹象能够说明，居民消费虽然不够活跃，但只是被疫情延后或隐藏。由于需要被压抑，还出现了市民过度补偿的行为。

　　比如，有人一次下单77杯奶茶，有人一次点了“一（菜单）本儿”烤肉，海底捞恢复营业首日线上排号爆满，国内多个景区一开放就人满为患……在不少人看来，即使没有消费券“帮忙”，消费复苏也是早晚的事。

　　也因此，当下重启消费券，绝不是“想发就能发”，更不是“一发就有效”。

　　在很多专家看来，有别于11年前的危机，疫情之下要发券促销费，前提要做好政策设计，精准把握好发放总额、人群、范围、使用规则，让券“尽其用、正其用”。

　　算好发券的经济账

　　消费券不是全面撒钱，不但要对发放制度精准把握，还要对其实际效果、可能造成的财政压力等展开谨慎评估。

　　这也是其他地方能否跟进的重要依据。

　　赵锡军表示，消费券更多地是在困难居民没有能力解决最基本的、必需的消费时的补贴手段，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不谈它拉动消费的作用，更多是谈它在解决困难家庭、弱势家庭最基本的民生消费时的作用，解决的是最基本消费品的购买问题。

　　这也是杭州经验带来的启示。

　　2009年，杭州消费券的发放对象定为：市、区两级持证低保家庭和困难家庭，企业退休职工，本级注册在内的小学、初中、高中生。

　　“定下这样的发放对象，市委、市政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次发放消费券，更希望把纳税人的钱用在刀刃上，把一分钱花出两分钱，甚至更多的效应。”2009年，时任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曾向媒体介绍。

　　据统计，在杭州，共有26万中小学生拿到了每人100元的消费券，31万企业退休职工拿到了每人200元的消费券，1.55万持证低保户家庭和困难家庭拿到了每户200元的消费券。

　　当地居民使用消费券，既可以购买生活必需品，也可以购买家电、手机等用品，还可以用来支付旅游、文化、体育健身等费用。有93%的消费券都是在超市里消费掉的，并且大部分被用于购买日常生活用品。

　　中国金融40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张斌认为，消费券应指定发放给低收入群体，因为疫情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是最明显的，他们本身底子薄，压力也更大，更需要一些比较实在的补贴。而限定这些人群发放，政府的财政负担也较小。

　　此外，疫情之下，复工复产受阻，很多人失去或减少了收入，生活支出受到限制。消费券发放除了面向传统的低收入群体，还可以纳入那些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居民。

　　“考虑到当下物价水平，参考香港、澳门等地的做法，也应较大幅度提高消费券的发放额度。”有专家建议。

　　要和复工复产配合

　　多位专家提醒，作为短期刺激工具，消费券提振市场的作用不宜过度倚重。“现在对消费券普遍乐观，甚至认为只要用消费券就够了，这种情况值得重视。”

　　在现实应用中，供给端对消费券的接纳度本身就很有限。2009年杭州消费券使用后的调查也显示了这一点。

　　浙江财经大学后期发布的调查显示，大多数的市民对于消费券持欢迎态度，但相对市民而言，却有将近一半的商家并不看好消费券的使用前景，甚至不支持消费券在本店的使用。他们认为，这次刺激并不具有可持续性，且不能让商家更好地认清自己真正的商业需求和前景。

　　因此，一个共识是：消费券只是一个非常规的短期刺激手段，要保证中长期消费，必须依靠更稳健常规的政策。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认为，消费券最终能否带来实际上的拉动作用，还取决于补偿性消费和补偿性存款之间的博弈。

　　“若想真正依靠消费拉动经济，除了消费券这类短期刺激手段，还需要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只有真正做到藏富于民，居民才敢放开消费，经济才能充满活力。”

　　就此次疫情而言，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消费券政策应配合加快推动复工复产，否则实际效果必然受限。

　　他认为，当前供给侧的冲击恐怕更大，且仍将持续一段时间，这意味着单纯依靠消费券政策是不够的，提振需求之外，供给侧也应当跟上，保证产能的恢复和产品的供应同样重要。

　　韩和元也建议，首先要尽快让供应链重新运转起来，其次需进一步强化降成本。只有切实为企业降低了成本，市场上销售的商品的价格才会随之下降，即在收入既定的情况下，也可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